文章摘要：新《公司法》第88条第1款规定了历史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后的出资责任配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认为，该条款具有溯及力。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持相反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改弦易辙，见贤思齐。对溯及力司法解释催生的裁判文书的既判力不应全盘否定，也不宜一概维持，而应采取原则与例外相结合的中庸之策：一是原则上承认各类裁判文书的既判力，但债权人不是适格善意相对人的除外；二是原则上推翻各类裁判文书的既判力，但历史股东恶意出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的除外。股东与债权人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故建议确立基于股东剩余索取权的股债两分原则。在内部关系中，股权平等，债权平等。在外部关系中，内外有序，先人后己。利益相关者有权在立法与诉讼程序等平台上开展公开透明、理性有序的博弈。新旧《公司法》围绕历史股东出资责任的制度设计各有千秋。旧《公司法》框架下的救济手段存在碎片化与多元化的弊端，至少包括五种模式。法律是经验之学。经验法则在新旧《公司法》时代都历久弥新。司法解释将《立法法》第104条规定的有利溯及规则解释为“更有利于实现新《公司法》立法目的”,但未能明确多元立法目的之间的优先序，致使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发生权利冲突时孰先孰后语焉不详。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修订《溯及力解释》,阐述溯及力条款对谁有利、为何对其有利，对谁不利、为何对其不利。若新法条款的有利溯及不涉及弱者权利与公序良俗，且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利弊参半，则司法解释无权激活有利溯及规则。溯及力之争是中国公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并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