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单位：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会议地点： 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3号楼东方厅

会议时间： 2026年10月25日上午9:00-12:00

肖海军教授以“《公司法》司法解释的底线思维与法律规则”为题作报告，核心主张是《公司法》司法解释应坚持底线思维，力戒泛民法思维特别是穿透性思维的无限扩张，反对以《民法典》解构、架空、逃逸《公司法》。他认为，应尊重《公司法》作为商事特别法、组织法的属性和独立品格，不能简单将《民法典》定位为《公司法》的上位法；奉行资本本位，维护公司人格独立和组织利益，严格股东出资义务，充实董监高忠实、勤勉、注意义务，禁止损害或输送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和竞业竞争，落实归入或赔偿责任；确保公司财产、资本独立稳定安全，坚持资本维持，严守公司设立、决议、变更、分配、解散清算等程序正义，并坚持登记公示事项的对世性与内部事项的内部性之区分。在法律规则上，他主张作为特别法的《公司法》应优先于一般法的《民法典》；《公司法》有规定时优先适用《公司法》，《公司法》无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时也应充分考虑公司关系的特殊性和规则匹配性，二者均无规定时则遵循公司法基本精神和特定规则。他强调组织法与行为法应分类、分域处理，公司问题以组织法逻辑处理，涉公司合同问题以行为法逻辑处理。解释中应遵循公司意思真实的文义主义、文义要件的形式主义、行为效力的无因主义、权利认定的外观主义四项规则。

于莹教授（主持人）指出，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在不少核心争议上表现出过度依赖民法规则的泛民法化倾向，肖海军教授以底线思维回应这一现象，强调公司法作为特别法、组织法的独立品格，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吕来明教授以“《电子商务法》修改动态及主要争点”为题进行报告。随着新业态迅速发展、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平台核心地位强化，现行法对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等保护不足，法律责任也偏宽松简略。围绕多元主体保护，修正草案拟增加平台保障相关经营者、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规定。吕老师认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与劳动者保护并无本质区别，宜对“劳动者”作广义理解；义务主体不应仅限于平台，从现实需求和法律逻辑看，应为电子商务经营者。关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界定，他指出，从电商法的体系看，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和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现行立法对电子商务平台的概念表述不是构成要件式规定，而是根据当时平台的模式对主要服务事项的归纳列举，这里电子商务平台的共同特征核心功能是在网络空间撮合交易形成交易闭环，从而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相区别，电商法据此设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体系。平台功能具有复合性，不能仅以所列举的单一服务事项即可认定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电商平台，因为电商法中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义务的许多条款对此种“平台”难以适用，实际上应属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新业态法律适用条款，他明确主张主语应为“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否则会与电子商务平台的定义重复冲突，并遗漏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实践中平台正是借此规避电子商务法适用。在平台责任强化上，他认为，平台并非执法机构，对平台内经营者是否违反公序良俗难以自行判断，应增加有关部门通知提示条件；委托履行义务不宜无条件设定连带责任，应以平台明知或应知实际服务经营者侵害他人权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为连带责任条件；比例罚是争议最大的问题，平台对违法行为的管控，分为多种业务，可以区分。即使对未履行义务的情形推行比例罚，也应限定于相应业务范围，不应将整个平台业务一并计算。

于莹教授（主持人）指出，吕来明教授长期研究电子商务法与票据法，其对《电子商务法》修正中平台界定、义务主体与责任配置的分析，兼顾监管实践与法律逻辑，为理解平台经济治理提供了清晰思路。

罗昆教授以“经由行为法协同的公司治理”为题作报告。他指出，公司法以组织法为主但兼具行为法规则，组织法与行为法既存在于公司法也存在于民法典，组织法规则常需“外溢”至行为法领域。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制定中合同法、侵权法思维应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公司治理引发讨论。罗教授通过公司对外担保、股权代持、关联交易、国有企业被欺诈订立的合同效力四个具体场景就协同治理思维展开分析。

于莹教授（主持人）指出，罗昆教授从行为法协同角度切入公司治理，所举对外担保、股权代持、关联交易及国企受欺诈等场景表明，行为法上的特别规范往往源于主体在组织法中的职位与职责要求，组织法与行为法应协同而非割裂。

张安毅教授以“股权代持中的利益平衡机制构建”为题作报告。他指出，股权代持是公司法立法中利益冲突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涉及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及名义股东债权人、股权受让人、监管机构等至少九类主体。传统机制坚持“内外有别”的核心逻辑，内部关系由合同法调整，贯彻相对性，外部关系由公司法调整，贯彻外观主义。但该机制存在缺憾，显名、执行异议、合同无效等场合内外界限并不清晰；公司各方均知代持时仍区分内外有掩耳盗铃之嫌；实际出资人权益性质在相对权与绝对权之间摇摆，非交易第三人亦不应一概适用外观主义。张教授指出，冲突的规范根源在于合同法自治与公司法强制的张力，合同法关注合意真实与可执行，公司法关注组织秩序稳定与交易安全；出路须考量社会成本与立法成本，避免合同法律关系与公司法律关系完全割裂，实现功能互补。具体补正路径方面，张教授主张公司法规则适当嵌入代持合同，名义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即应受信义义务约束；显名规则应尊重代持合同约定，不得违反约定条件，也不得不当阻止显名；代持股权转让应借鉴公司法规则，考虑受让人主观状态与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合同效力与履行分别由合同法与公司法协同判断。

于莹教授（主持人）指出，股权代持是会长论辩会讨论一下午仍未充分展开的难题，张安毅教授将代持关系置于公司组织架构中考察，提示显名、执行异议、出资瑕疵、股权转让等问题涉及其他股东、资本充实与公司人合性等上位原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继续推进的分析框架。

陈灿祁教授以“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中政府引导基金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研究”为题进行报告。她指出，政府引导基金具有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特点，宏观上可以矫正市场失灵、引导资本流向新兴产业，微观上能为中小民营企业供给耐心资本、缓解融资约束。但其在实践中易发生功能异化，突出表现为“本地偏好”和“返投机制”，如注册地限制、投资额要求及较高返投比例等。这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将行政目标内嵌于基金运作，易形成制度性市场分割，涉嫌违反竞争中立原则，与统一大市场建设目标相冲突；其成因在于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内在张力，以及GDP考核下的路径依赖和转型成本。对策上，陈教授主张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为基点，将竞争政策作为衡量其他经济政策的标尺；调整政绩考核并建立激励补偿机制，关注区域一体化中的虹吸现象，对践行统一大市场较好的地区给予激励补偿；设置过渡期、推行包容监管，以《指导意见》出台为界分级分类，对存量基金给予包容并引导其逐步降低直至取消返投比例和地域限制，对《指导意见》发布后新设基金则严格禁止设置违反统一大市场的条款，推动政府引导基金回归法治化与市场化轨道。

于莹教授（主持人）政府引导基金长期被作为招商引资工具，在统一大市场下面临合规红线，陈灿祁教授关于本地偏好、返投机制及分级分类过渡监管的分析，为政府法律顾问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

张梁副教授以"中国商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视角下的商个人"为题进行报告，从话语生成、时代之问与本土化构建三方面展开。他指出，商个人话语的基本语境是商事主体结构的近现代化，即在商事组织与自然人商人二元格局加深中形成自然人商人、商合伙与商法人的三元结构；传统商法上的商个人形态上表现为自然人、强调独资性，其概念实为剥离商合伙与商法人后被动遗留的产物。我国商个人概念早期本土化色彩鲜明，在传统商法理论整体引入后被框定于三元论框架，由此产生以独资性为核心的理论难以匹配本土实践的问题：个体工商户既有个人经营，也有家庭经营乃至家际经营，无法为单一投资主体所涵盖，亦缺乏统一的理论与立法模式。面对数字经济下“人的商个人化”趋势，平台经济大幅降低借助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费用，推动主体结构扁平化、组织边界模糊化，商主体呈现组织化与去组织化并存；商个人已由谋生工具转向“个人生存”与“个人发展”二元并存，制度供给亟待回应。对此，他主张以功能主义为视角，回归个人与组织的区分、以资产分割为判断标准，使商个人成为商主体结构中基础性、门槛性的选择；并以民生精神为制度价值，包容生存与发展双重目标，可考虑采“选择登记制”，谋生型商个人不登记、发展型商个人选择登记。 

于莹教授（主持人）指出商法学界常被诟病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因商法各部门法各有特点，难以像民法那样抽象出统一理论贯穿各部门法，张梁老师作为学术新秀在此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

周游副教授以“再议‘入库’之争：公司法解释中股东出资规则的体系反思”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第54条文义为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缴纳对象系公司，采入库立场，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债权人能否就入库后的出资优先受偿。他倾向允许直接清偿，此既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债权人维权积极性，又可提高司法效率，更可避免将非破产情形下的加速到期规则“破产法化”。周老师梳理了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采直接清偿的规则，例如股东失权后其他股东的补缴出资、抽逃出资、瑕疵股权转让与代持、设立及增资时的瑕疵出资、违法减资（并扩及董事责任）等，由此揭示多重不协调：同为股权，原始取得经加速到期须入库，继受取得却可直接清偿；同一出资未到期时须入库，诉讼中到期即可改为主张直接清偿；减资场合强化董事责任，却在董事怠于催缴时仍坚持入库；而违法分配利润场合债权人能否请求股东承担补充责任则未有规定。他认为，五年认缴期限落地后加速到期的适用将趋减，解释草案似以牺牲一条为代价保全多数直接清偿规则，有实践意义却损害法的统一性。对此宜择一而终，或依《民法典》第537条代位权以直接清偿为原则统一处理；或以次优方案一律入库，但须一刀切，不可此入彼不入。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与人格否认举证过苛或责任过重，仅为无奈备选。

于莹教授（主持人）肯定了周老师的发言，认为周老师提出了许多研究思路，尤其是其他情形究竟应入库还是不入库的问题。

邹学庚副教授以“股份回购中公司清偿能力清偿能力的法律构造”为题进行报告，他聚焦股份回购中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及公司清偿能力规制问题展开探讨。他指出，公司法多项股份回购条款均存在公司资产向股东流出的情形，减资和利润分配分别有债权人保护程序与无盈不分规则，但股份回购未作规定，存在立法漏洞；九民纪要减资回购规则及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37条虽延续该思路，却引发回购义务与减资程序能否强制履行、迟延责任、担保效力等学术困惑，以及微影时代案中仲裁未完成减资即裁决回购、内地法院驳回撤裁、香港法院承认执行等裁判困境。他认为减资回购实质是债务实际清偿，周延保护债权人但忽视股份回购制度价值，应建构以公司清偿能力为核心的统一股份回购规则，以法律拟制公司清偿能力：公司回购后具备清偿全部债务能力，债权人利益即获保护，无需进一步实际清偿。其法理在于，公司具备清偿能力时债权人并不必然优先，无权对回购提出异议，也无权撤销回购；清偿能力包括清算、资本充足和流动性三个维度；规制路径有偿债能力测试与资本维持，各国实践多采资本维持完善路径，二者功能实质趋同，我国宜循资本维持路径，并允许公允价值评估校正资本维持失真。最后提出哪些特别类型回购可例外无需满足三维度清偿能力，尚待研究。

王建文教授（主持人）在本单元总结中指出，该环节议题分布均衡，涵盖商法基础理论、公司法与民法交叉的基本理论、公司法最具代表性的问题，以及通常由反垄断法学科关注、却与商法颇具关联的政府投资基金公平竞争审查问题。就商个人而言，他认为这一基础理论问题近年因公司法议题兴盛而有所冲淡，其研究不应止于个体工商户，仍需从一般理论层面深化。关于公司法的品格属性，他强调公司法作为组织法、团体法，不同于民法的行为法，但其应有的内涵与区分维度须借助个别问题加以推演；其中一条路径是厘清组织法属性所承载的目的与功能，进而讨论行为法如何介入并协同实现公司治理，以此搭建民商沟通对话的框架。他特别指出，当前民法与商法之间深度对话机制尚不充分：商法学者对交织于商法中的行为法理论认识不够系统，民法学界对商法的了解亦不完整；唯有在理解并包容民法的前提下作系统论述，才能避免"自说自话"，使公司法的特殊理论真正为司法解释起草者所理解和接纳。他肯定青年学者从个别问题升华至公司法体系研究的方法，认为这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理论体系。最后他指出，电子商务法与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政府投资基金属交叉议题：公平竞争审查所涉的产业扶持政策在不符合审查标准后，由财政奖补合规迁移至政府投资基金，形成隐性优惠；此种隐性优惠如何与商法上的组织法、商主体及投资制度相对接，是商法学者可着力深耕的领域。

闭幕式：

闭幕式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李建伟主持。

广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石冠彬代表2026年年会承办方致答谢词。石院长表示，为期一天半的年会顺利举办、落下帷幕，全国各地商法学界同仁围绕商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开展充分研讨，成果丰硕。石院长代表承办方向莅临大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致以诚挚谢意，向会务师生、志愿者及全体会务工作人员的辛勤保障表示感谢，期待学界同仁持续关心支持广州大学法学院，助力学院商法学科提质增效，进一步实现跨越式发展。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赵吟教授代表2027年年会承办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致欢迎词。赵吟教授表示，这份心意既是感谢，更是承诺。感谢商法学研究会将2027年年会交由西南政法大学承办，也感谢广州大学等承办过年会的兄弟院校树立了办会标杆、留下宝贵经验。西政建校于1950年，法学一级学科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入围A档，民商法学科依托重庆市市场交易法律制度研究基地等平台，在公司法治、破产法治、金融法治领域积累深厚，有信心接好这一棒。她表示，西南政法大学将全力做好组织保障，以学术为本谋划议题与分论坛设置，以开放姿态搭建学界与实务界对话平台并为青年学者、博士生留足空间。最后，欢迎各位同仁2027年相约山城、相约西南政法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做大会总结。叶林教授指出，本届年会以"中国商法自主知识体系"为主题并突出商法创新，兼具政治性与思想性，揭示了未来若干年我国商法的发展方向，其意义正在于使学界更清晰地把握这一概念与思想的内涵。学术上最深刻的变化，是商法不再被等同于公司法而展现出更广阔的"域"：以企业生命周期审视，企业的设立、成长、矛盾与退出应予一体关注，缺乏通畅的退出机制将导致前端制度设计扭曲，因而须追问究竟是在"不存在破产"抑或"存在破产制度"的逻辑下讨论公司法；循此趋势，原本属于商法的破产制度将自公司法之外纳入商法视野，并最终对公司制度产生结构性影响，其中重整与非破产清算的体系定位，比较法上亦属两法少有涉猎的空白，我国实践已形成具有中国式特征的经验，实为开拓性的领域。与之呼应的是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对工业化时代制度体系的冲击：AI介入企业决策后，董监高勤勉、忠实义务的判断标准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均为重大课题，即便公司法中电子通讯表决等既有制度，理解亦未统一。另外，就公司法司法解释而言，条文规模据说已由原八十余条扩至超过百条，部分条文未及纳入征求意见程序，这容易引起纷争；但需要指出，司法解释本质是对"类案例"的提炼，规则源于实践场景而未必具备严密的内在逻辑，呈现类似个案批复的跳跃结构而有其适用局限，以体系化逻辑分析虽有必要，亦须理解其为因应实践而设。年会的价值正在于使代持、股权转让等议题上的不同观点得以分享，并在理性争辩中提出更优方案。会议最后肯定石冠彬院长为办会所作的辛劳与细致工作，并寄语明年承办方西南政法大学，会议交流充分、与会者身心愉悦即为成功。

李建伟教授（主持人）表示，叶林教授对学术内容与会议本身均进行了总结，通过这次年会感受到了商法学研究会的温暖与团结。宣布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26年年会胜利闭幕，来年山城相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