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单位：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会议地点： 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4号楼二层中山厅

会议时间： 2026年10月24日下午14:00-18:00

季立刚（主持人）首先根据《电子商务法》的宗旨，对本次电商法的修改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经营者、劳动者共同发展，强调平台的社会属性；第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第三，规范市场秩序，从“流量至上”到适当提高对创新的要求，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第四，扩大高水平开放，参与全球数字竞争。随后指出本次论辩活动以《电子商务法》修改为核心，探讨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主体界定、委托他人履行法定义务的责任分配、明确平台经济与其他参与者的权利义务，以及对平台如何做到“处罚相当”等议题。同时提示各学者本次论辩在聚焦于《电子商务法》修法的同时，可延伸探讨电商法与民商法、金融法等其他法律领域的交叉关联，并不局限于单一修法议题。接下来，有请朱晓娟进行第一轮发言。

朱晓娟指出《电子商务法》作为民商法领域内的交叉性法律，若要完善《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需处理四对核心关系：一是平衡电子商务交易规制与数字经济治理的关系，兼顾现实问题回应与前瞻性规则供给，支撑数字经济长期发展；二是统筹平台责任梯度科学设计与平台创新发展的关系，应在规范中促进发展，避免不合理责任配置抑制平台创新动力，促进平台敢为、当为、应为；第三，平衡原则性规定与具体制度落地的关系，优化规则表达精准度，保障央地协同、部门联动、线上线下一致监管要求真正落地；四是衔接现行配套规则效力位阶提升与开创性规定的关系，不能脱离《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多年实践沉淀的制度基础盲目修法。此外，还指出界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主体身份以及委托他方履行法定义务时的责任配置不仅是电商平台发展过程中所要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本次修法的核心议题。当前实践中因平台界定标准不清晰，频繁出现责任过重或责任逃逸的问题，新增的“订单生成” 要素如何与原有 “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 要素衔接，是本轮界定的核心争议点。

季立刚（主持人）指出本次电子商务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无法避免谈及合规问题。接下来有请张杨发言。

张杨首先从本次修法新增的“订单生成”切入，对如何界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发表个人看法。结合本次征求意见稿第46条，从文义解释维度出发，修法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表明平台仅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订单生成服务之一的，即可被认定为电商平台经营者，该逻辑契合现有监管实践中要求平台对入驻经营者信息统计报送的义务设定，同时 “订单生成” 要素的核心作用也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其次，对修法草案中 “平台委托他人履行法定义务需承担连带责任” 的一刀切设定表示否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委托他人履行法定义务（例如核查经营者信息）时，并不构成对消费者的共同侵权，仅属于业务委托。基于民法中的委托关系，受托人的行为后果应当直接归属于作为委托人的平台，不能简单类比证券法中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后者出具的审计报告等文件直接面向公众披露、具备独立行为属性，与平台委托他人辅助核查信息的场景完全不同；最后，对于责任配置梯度，表示征求意见稿中 “情节严重的处上一年度营业额额 5% 罚款” 的责任设置过重，该类惩罚性规则源自反垄断法，而电商法中大量 “情节严重” 的认定标准并不明确，易导致责任失当。

赵磊表示2018 年《电子商务法》立法过程中曾出现过由平台主导初稿、后续由市场监管总局主导做出颠覆性调整的情况。当前修法仅为条文微调，原有法律对平台的规定过于笼统，未做类型化区分，建议将电商平台相关规则单设独立章节，针对不同平台类型匹配差异化责任。另外，指出当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亟需修法回应：例如平台为提升配送效率设定的严苛时效规则，导致快递、外卖从业人员大量违章，不仅引发大量伤亡，还加剧城市交通拥堵，增加全体社会成员的通行成本，但平台从未为这类社会成本承担对应责任，这是亟需被解决的问题。

张瀚建议借鉴界定商法调整对象时所采取的折中主义思路来界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既保留主体维度的界定，也从客观行为层面以“是否介入交易意思表示的创造” 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订单生成” 本质就是介入交易意思表示的典型场景，该要素的引入具备合理性。同时，鉴于“订单生成”这一概念存在较强专业性，张瀚提出也可从民法中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基础理论对“订单生成”进行进一步剖析。另外，也可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理解这一立法措施，无论平台责任规则如何设定，包括罚款、连带责任在内的所有制度成本最终都会通过商品定价转嫁给平均消费者，相当于由全体电商消费者为特定商业模式下的潜在风险 “集体买单”。当前平台普遍存在 “控制端像企业一样严格约束从业者，却试图向外转嫁经营责任” 的问题，故本次修法需要对这种权责不对等的情况增补针对性措施，同时也要避免平台责任过高抑制技术创新。最后，对赵磊的观点表示认同。

林慰曾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应当从宽认定电商平台主体，并根据委托内容的不同对责任配置进行差异化处理的观点。虽然现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概念存在描述性有余、学理性提炼不足的问题，但目前暂无更合适的替代性概念，该概念的核心价值是精准匹配电商法 “规范交易行为、保障主体权益” 的立法目的；现有规则在形式上采取对服务进行列举式规范，但在构成要件层面上却存在规定不清，出现形式列举与规范要件错位的问题，仍需进一步优化表述。对于委托履行法定义务情形下的责任配置，林慰曾表示当前平台已经兼具规则制定、纠纷裁判、日常监督的多重身份，责任配置需要充分考量平台的多重角色属性，做出梯度化的差异化安排。

季立刚（主持人）表示各大学者在第一轮发言中已经有所交锋，进入提问环节。

张杨对朱晓娟提出了一个事实问题：《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电子商务法》中的“电子商务”的关系为何。

朱晓娟指出，《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通常被视为《电子商务法》的实施条例，但同时前者调整的范畴要广于后者，其调整范围涵盖电子商务交易以外的其他网络交易，故《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包含较多细节性规定。因此，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才会被称作“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网络交易经营者”或“网络交易平台内经营者”。紧接着对张杨否定立法规制连带责任的态度表示赞同，提到在责任配置问题上还要考量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分立。所谓法定义务委托，主要是针对外卖、共享单车等特殊领域电子商务中城市代理商模式导致的问题，即便将法定义务委托出去，行政责任还应该由实施委托行为的平台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也不是当然的连带责任，也就民事责任的承担以存在过错为前提，只有知道或应当知道受托人实施违规行为而不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下才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指出若按“提供部分服务即可认定为电商平台经营者” 的文义解读，会导致所有平台都被纳入“电子商务平台”范畴，造成责任泛化，修法应当精准界定平台范围，同时实现既避免责任逃逸、又避免责任畸重的目标。最后，建议放弃要素列举的思路，将电商平台经营者概括定义为 “为交易双方或多方的交易达成、提供基础服务、促成交易闭环形成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以运营过程中的实际功能而非设立初衷作为判定标准。

季立刚（主持人）提出疑问，“小红书”App的内容是否属于交易？

朱晓娟表示“小红书”App的内容原则上不属于“交易”，但是如果在内容分享的同时附带了商品链接，并且用户据此下单、达成交易，此时小红书可以成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因为此时“小红书”具备了促进交易达成的功能。

季立刚（主持人）追问，对于类似的其他类型平台，应通过什么法律约束？

朱晓娟表示应注重平台实际发挥的功能。若是为当事人交易形成闭环，那么即可成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张杨提出疑惑，如果平台并未提供“订单生成”服务，此时平台是否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但不属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朱晓娟表示肯定，理由系该情形下的平台并未为当事人交易形成闭环，亦无法控制后续的交易风险。

张杨表示若电商平台与网络交易平台能够区分开，是否意味着凡是电商平台都要适用《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朱晓娟明晰，电商平台经营者系网络平台经营者的类型之一。

张杨进一步提问，电商平台需遵循《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对于电商平台以外的其他平台，是否需要遵循《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但不需要遵循《电子商务法》？

朱晓娟解答道，并非不需要，而是不一定需要。一旦成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法律所课以的义务将更加精细，甚至要具备一定救济途径，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季立刚（主持人）有请第一位评议人陈彦晶发言。

陈彦晶表示当前论辩的问题本质上是立法论选择问题，并从宏观、微观两个角度进行探讨。宏观层面上，要先完成精准的经济政策评估，明确当前电商平台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在“扶持平台做大做强” 和 “约束强势平台侵害消费者、从业者权益” 之间找到平衡，同时要提前评估规则出台后的社会效应，避免出现平台主体大范围规避合规或直接将成本全部转嫁给消费者的极端情况，建议采用精细化计量模型预判规则实施效果。微观层面上，责任配置涉及合同与侵权的关系，即是否应当突破合同相对应。陈彦晶指出，不应突破合同相对性、不加区分设定连带责任的做法，这类规则需要突破过多传统民法基本原理，制度成本过于高昂。

熊进光表示《电子商务法》的核心属性是民商法，应当回归交易本质构建规则；可以参考国际贸易中“形式发票” 的思路，通过技术层面规范订单生成过程，明确电商交易的合同属性，区分场景分别适用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避免动辄适用侵权规则的倾向；连带责任也可以引入多种弹性形态，比如比例连带、限制连带、按份连带等，细化责任梯度。最后还提到电商出海议题，主张修法需兼顾国际化需求，在支持国内电商出海的同时，对境外电商进入国内市场给予平等的规则待遇。

马旭东表示本次修法将“订单生成” 纳入平台服务范围，体现了从形式外观判定到实质介入判定的转向，既可以针对性防范新业态下的责任逃逸问题，也要避免部分服务的认定标准模糊导致平台概念泛化，需要在定义的开放性与明确性之间做好平衡，既不留监管真空，也不造成义务泛化。此外，草案中中不加区分将委托履行法定义务一律设定为连带责任的规则确实存在一刀切问题，建议通过平台类型化区分，采用相应责任、补充责任等弹性责任形式替代单一的连带责任。

姜川认为现有《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部分服务列举存在界定模糊的问题，比如在线支付服务提供者显然不能被直接认定为电商平台经营者，因此，《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或许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语言表达不明。此外，提出将订单生成作为核心判定要素，可以有效解决聚合平台、平台主体拆分运营导致的纠纷投诉无门、监管逃逸问题。最后，主张电商法中“平台经营者” 与 “平台内经营者” 的二元主体划分模式，也可能是中国商法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增量方向。

徐英军表示当前《电子商务法》对相关主体的责任配置多聚焦于个体责任，即分别明确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等不同网络服务主体的个体责任，但实际上消费者选择平台内商户的核心信赖主要指向平台整体，平台将大量商户聚合后形成了团体性竞争优势与整体消费信赖，基于该团体信任产生的责任不应由个别商户单独承担，应从商事信赖保护的制度逻辑出发，构建团体责任机制。《电子商务法》第27 条规定平台经营者负有对平台内经营者身份进行核验、登记、建档、更新的义务，该义务本质上是帮助平台构建面向消费者的团体整体外观，是消费者产生整体信赖的重要基础。若平台怠于履行信息更新义务生成虚假外观，进而误导消费者产生信赖损失，平台理应就此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当前电商法对该类责任的相关规定仍有缺位。

吕来明对张杨先前提出的概念界分问题进行解答。指出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布置相关课题要求厘清“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 /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网络交易 / 电子商务” 两组概念的关系，从我国现行法律来看，两组概念的内涵实际上系一致的，只是不同管理部门因职责不同，在不同监管场景下采用了不同表述：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使用 “网络交易”“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 表述，是因为该部门无权单独发布电子商务领域的专项监管规章，电子商务监管涉及多个主管部门，而商务部因内设电子商务司，其发布的相关文件均使用 “电子商务” 相关表述，不同表述对应的规制范围完全重合。吕来明还指出，当前业内存在关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定义所涉的 “提供网络交易场所、信息发布、交易撮合等服务” 条款属于三要件还是任意要件的争论。该争论实际陷入了误区，该条款并非平台经营者的构成要件规定，只是对相关服务事项的列举，判断主体是否属于电商平台经营者，需要做综合评价，核心判断标准是该主体是否围绕交易形成了核心交易闭环、能否生成对应订单，以此作为和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区分界限。最后，吕来明指出当前《电子商务法》未明确规定其他网络服务者的责任，这也是本次电商法修法拟重点解决的问题，修法拟明确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相关行为的，可参照电商法中针对电商平台规定的第 27 至 46 条的对应条款承担相应义务，此前出台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 24 条已经对该规则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当前修法草案的相关条款存在主语书写错误的问题，原本拟增设的条款适用主体应为其他网络服务者，若误写为电商平台服务主体，会和前文已有的平台经营者定义形成重复，出现逻辑混乱。

季立刚（主持人）指出当前实践中大量存在恶意举报现象，部分主体出于不正当竞争目的，恶意举报销量高的竞品商户侵权，要求平台下架相关商品链接。随后提问朱晓娟和吕来明，对于恶意举报现象，对侵权通知负有审查义务的主体应审查到何种程度？

朱晓娟表示对侵权通知的审查义务源自于“通知-删除规则”在中国语境下的解释与适用，并指出要考虑平台本身的功能和能力，例如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做了平台分级分类的尝试。未来研究基本思路仍应进行精准类型化。对于审查义务的标准，可做概括性描述，即在能力范围内所能发现的事实。同时，应结合实际交易场景、平台类型和交易语境进行判断。

季立刚（主持人）指出，当今存在境外不良主体、类似浑水公司性质的不良机构以专利侵权为由恶意敲诈境内中小商家，中小商家往往无力承担跨国诉讼成本，只能被迫支付高额和解费，该类滥用“通知-删除”规则的乱象未来也可能在国内大量蔓延。

朱晓娟表示针对恶意滥用制度漏洞的行为可通过平台间、公权力主导下的跨平台主体信息共享机制，建立恶意举报主体信用黑名单与惩戒机制，依托技术手段识别同一主体的多账号“马甲”操作，从协同治理层面填补制度漏洞。

季立刚（主持人）对各大学者的建言献策表示衷心的感谢。

朱晓娟（主持人）表明本场主题涉及到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商事主体与商事交易规则创新。

朱义坤分享了四个观点：第一，正视CEO的AI责任焦虑。有调查研究表明，对于日益走进公司管理层与董事会的RoboD&O，85%的CEO表示不是用不用的问题，而是如何有效用、如何负责任地用。其焦虑的根源在于自己能否背得起责任。有统计表明，64%的董事表示，采纳与推进AI是当前首要的商业安排。2/3的董事表示已经在董事会当中用了，大多数是用在会议筹备上。但问题在于他们基本都是在用公共平台，这意味着在数据安全等等各个方面面临非常大的问题；第二，负责任RoboD&O亟需制度重塑；人工智能技术，要真正造福公司治理的变革，要求之一就是制度，而我们的很多治理是流于形式的。基于此，制度创新是必选项。我们国家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明确指出，董事只能是自然人，不能是人工智能，这就带来系统的公司法挑战。比如董事原本可以委托职能给他人，但他人是否包括人工智能董事会高管就是一个文。此时，勤勉标准如何考核？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的公司法框架无法适用。第三，问责机制比主体人格化更紧迫也更可行。对于以上问题，变革有很多路径，有人的角度也有产品的角度。在经济合理性上，人工智能董事会的高管在能力本身是一个人。但是能不能在法律上赋予其人工智能董事的资格，还不清楚。全世界现在有两个尝试，第一个是欧盟。欧盟议会曾经提出过“电子人格”，但是由于缺陷太多，其建议未进入立法议程。第二个是美国的沙盒子委员会公布的AIC草案。第四，产品责任—保险—基金补偿的创新路径。对此问题，中国是走产品责任的路线，产品责任保险再加基金补偿。通过行政立法、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创新路径推动实现。

朱晓娟（主持人）认为朱义坤老师的分享涉及到公司治理基本理论与人工智能的机器性、主体性挑战相结合，主题兼具AI新技术介入与传统公司法理论应用。其核心问题在于AI可否主体化；尽管已有AI“越狱”、超出人类控制的报道，但法律层面AI主体化仍面临意志独立性、责任承担基础等系统性障碍，期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推进公司法理论与AI的融合。

于海涌指出，信托可概括为江平先生所称“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目前主要作为理财工具使用。对中国大陆而言，信托是源自英美的舶来品。实践中常见资金信托，例如资金所有人因不擅长炒股而基于信任将资金委托给擅长炒股者操作，并就收益进行分成。在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业四大支柱中，信托相对最弱。我国《信托法》于2001年通过，至今已二十余年，但信托作为理财工具的实际运用仍相对有限。其原因之一在于市场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若无信任基础，人们通常不会将巨额资金随意委托他人代为理财。

自然资源部正在主持起草不动产登记法草案，不少学者建议将不动产信托登记纳入其中，但纳入后如何处理是较难的问题。其认为，不应误解英美信托的“双重所有权”，该制度由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的审判体制造成，并非物权法意义上的双重所有权。在我国所有权绝对化体制下确定所有权归属，其实比较清楚：信托法明确赋予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处分的权利；委托人将财产交给受托人后，受托人可占有、使用、经营并享有收益，加上处分权，已经具备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受托人享有的其实就是所有权，只是目前不敢公开承认；不动产处分权既在受托人手中，受托人就是所有权人。应大胆承认受托人是信托财产所有权人，可进行管理和处分；受益人则享有对受托人的债权请求权，在物权、债权两分的体系下完全可以找到合适位置。该想法并非凭空设想，我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均采取将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在受托人名下的立法例；澳门近年制定的信托法也明确规定不动产信托登记在受托人名下，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因此，未来信托法修改应坚持与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及澳门地区保持一致，这是经过仔细思考并在本土化过程中作出的选择。在信托法尚未修改的情况下，可变通利用不动产登记中的备注登记：若仍不登记到受托人名下，可在备注栏注明该不动产已设定信托，依据信托法受托人享有管理和处分权利；这样一方面实现信托公示，另一方面避免财产转让带来的大量税费等麻烦问题。理想方式则是直接将受托人作为所有权人予以登记。

王伟以“港澳地区商事登记信息披露机制对内地的启示与借鉴”为题发言。发言分三部分：一是信息披露机制是构建诚信社会的重要基础。1999年起大规模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社会信用作为市场经济四大基础制度之一，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建立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四中全会及“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信用是金融的基础，信息是信用的基础，即“无信息无信用”，所有信息都可作为判断是否诚实守信的依据。域外商事登记领域通过信息披露维护交易安全，大陆法系在商法典中规定，英美法系以公司法为主干法。我国商事登记信息公示制度日益受重视，应构建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立法中登记注册局与信用监管司常同时出现，公司登记信息披露中有大量信用监管条款；2014年制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条例，2024年修订，创新登记、备案、抵押、年报等制度及严重违法名单、经营异常名单等信用制度，将信息公示与系统监管绑定。商事登记、企业信息公示条例有共性：对中国商事法及信用建设有重大贡献，创新信息披露和信用监管机制；为国际商事法治贡献中国方案；2023年12月29日公司法修改中11个条文涉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其中10个条文明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法律地位。

二是港澳地区商事登记信息披露制度概况。香港立法渊源主要是商事登记条例和公司条例（主要针对非上市公司），主管机关为公司注册处；基础信息免费公示，社团成立表格、公司章程细则等大量信息收费查询，公司注册处有费用明细；数字化时代线上登记信息渠道更畅通，注重对虚假信息披露的法院处罚。澳门法律渊源为商法典、商业登记法典和商事登记法，主管机关为商业登记处；特色包括检察机关可介入企业登记局运营及违法登记或不登记情形，以及“诱发登记”（开业后30天内不登记，利害关系人可请求登记局局长要求企业主登记）；虚假信息披露法律后果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

三是对内地启示：拓宽公示信息范围，拓宽电子数据库实名查询，为公众查询及征信平台查询用户数据提供更多便利；完善企业信息公示机制，按规模大小区分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公司，建议招聘信息进行使用；建立企业信息市场化再利用机制，对公共登记数据按照谁付费谁收益、成本补偿等原则实行市场化利用，目前一些信用评级企业需求高，“两查一保”表明不提供也会爬取数据，可考虑公共资源市场化管理；强化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及程序方面的市场退出，尤其借鉴香港澳门除名制度，设立相关制度、管理制度特别标准及强制退出等，在商事登记立法中确立相关制度，为商事登记信息确立良好法律基础。

朱晓娟（主持人）提出困惑：王伟老师如何权衡拓宽公示范围与商业秘密保护之间的冲突？扩大公示范围可能侵犯企业商业秘密，二者应如何平衡？并表示期待王伟教授的回应。

李髻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的聚集区。在“一国两制、三法律”的独特格局下，破除法律壁垒和规则壁垒、推进商事制度衔接与创新，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支撑。仲裁具有专业性和国际性，能够天然衔接不同法律规则、弥合制度差异，是适配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商事交易规则迭代创新的重要制度载体。广仲紧扣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在跨法域商事纠纷解决和商事制度创新领域开展探索，逐步形成相应的仲裁解法。

一是以规则协同为根基，构建湾区共通的制度体系。广仲作为大湾区仲裁联合秘书处单位，牵头起草大湾区示范仲裁规则等三份核心文件，在仲裁程序、证据规则、审理规范、适用标准等环节凝聚三地共识，推动仲裁机构从各自为战向规则协同联动转变，为三地商事主体提供统一、可预期的规范依据。同时，针对“一国两制、三法律”特点，创新推出“3+N”仲裁庭审模式，灵活融合内地与港澳在程序理念和审理习惯上的差异，充分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

二是在互联网仲裁和数字经济领域持续探索。广仲较早关注数字经济对纠纷快捷高效处理的现实需求，推进在线仲裁尝试，在电子证据送达、主体效力确认等方面积累经验；推出全球首个在线仲裁规范标准，并发布广州仲裁标准2.0，在庭审、硬件等方面加强规范化建设，该在线仲裁标准已被全球157家仲裁机构采用和采纳。

三是在数字经济国际化方面开展有益探索。2020年，广州仲裁委被司法部作为唯一推荐单位参与APEC ODR平台建设；2021年正式上线全球首个APEC ODR一站式服务平台，实现无障碍、无差别、无界限的多元纠纷解决；2022年5月被亚太经合组织正式列为首批三家ODR仲裁平台之一。目前ODR案件已超过1000件，争议标的超过100亿元，ODR案件数量在APEC地区位居首位。

四是继续推出数字经济仲裁规则，围绕数字与经济核心领域，对数字产权、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数字资产交易等新类型案件争议制定仲裁规则，为商事电子商务交易和新质生产力法治保障提供有效法律支撑。

徐英军延续信任与信赖保护的讨论，并结合电子商务法修改，讨论了商事合同群团体信赖保护的法律适用。他指出，合同群指不同合同主体分别订立合同，但因多种原因形成实质性关联的合同集合，是企业开展横向合作、结成长期稳定协作组织的重要法律手段；许多企业不愿通过股权形成实体组织，而希望以相对松散的合同方式合作。合同群兼具合同属性与组织属性，由此产生特殊法律适用需求。合同群形成群体后，无论成员加入还是第三人与群体中商户交易，信任对象已不限于合同相对方，而包括商业群体本身；团体信任分为内部与外部维度，内部是成员间团体信任，外部是第三人与平台或团体交易形成的信任，其社会学基础是系统信任取代个体信任。团体信赖的外观基础包括身份外观、规范外观和信息外观。其规范困境主要有：合同群整体目的确认与共创利益分享缺乏依据；核心企业创设和维护团体信息外观的可归责性缺乏法律依据；个别成员违约可能“一损俱损”，殃及其他商户；个体成员违约导致的团体信赖损失难以适用现有表见规则。对策包括：参照《民法典》第65条和《电子商务法》第27条处理核心企业信息外观责任；以《民法典》第142条为基础明确合同群整体解释规则；将核心企业单方变更合同作为强制变更事由并类推适用强制再协商规则，单方解约适用《民法典》第933条赔偿范围规则；参照关联合同关联解除规则予以推广或准用；重视程序规则适用。最后指出，紧密型合同群形成准组织，有些问题不能仅靠合同法解决，可能需要引入组织法的特定规则和有限规则。

吴高臣指出，当前增信措施立法基本呈现部门化与地方立法齐头并进的状态，主要服务于具体法律问题的解决，实用逻辑下缺乏体系；学界类型化研究多局限于传统法律关系视角，难以发挥法律规范的批判性功能，实践中的争议较多。现有学说主要包括非典型担保说、保证说、非典型保证说、独立性质说和风险管理说，从功能主义视角看均存在不足，其中非典型保证说和独立性质说只分析部分增信措施，且主要立足法律关系分析，对是否实际发挥增信功能关注不足；风险管理说虽涵盖全部增信措施，但对法学性质的强调较少。其主张以“信”为核心，以信用为基础、以提高信用等级为目的界定增信措施，并将其最终界定为商行为。增信措施最核心的功能是提高信用评价，并在此基础上降低融资成本、鼓励金融创新。其类型化以是否直接提升当事人信用评价为标准，分为直接增信措施和间接增信措施。直接增信包括传统信贷数据增信和替代数据增信，传统信贷数据功能有限，替代数据增信需从法学角度深入挖掘；对于“一切皆信用”宜持保守态度，平台信用评分所涵盖的运动轨迹等是否属于信用元素仍需思考。间接增信按是否包含意思表示因素分为合同类增信和组织类增信，合同类包括担保、保证、保险等，组织类涉及集群增信，特定信用主体依托行业组织或第三方，运用其他成员信用和组织信用进行二次增信，包含更多组织因素，值得进一步研究。最后，他强调功能主义立场，回应关于电商平台认定应借助经营与功能的观点，主张增信措施借助信用与功能加以认定，司法适用中不必局限于将增信措施归入某一现有制度。

赵忠龙探讨了公司法理论如何回应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中的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立法语言选择问题。他指出，中办、国办《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提出构建企业主导、各主体协同的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推动全链条贯通、全领域覆盖、全要素融通、全方位保障；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33条及科技部《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所采用的“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表述，能否承载科技创新需求值得追问。从中美科技创新实践看，无论所有权还是对《民法典》相关条文作扩充解释或续造，均难以解决该问题。传统民法关于物之归属与利用的权利类型，建立在有体物占有、使用、支配的经验框架上，预设客体有明确物理边界和排他性可能；而科技价值实现高度依赖场景化应用和网络化协作，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立法语言难以覆盖数据、算法、算力等新型要素的复杂复合权属样态，也难以涵涉开放许可、共享使用。新质生产力以知识、技术、数据等非排他性权利和迭代性创新为前提，平台化使单一主体线性投入转变为多主体协同、系统性涌现，若仍以归属为核心讨论立法语言，可能存在问题，但也不能脱离既有概念体系凭空想象，应在既有传统上寻求衔接。早期立法常试图用一条规则解决复杂事项，而职务科技成果及科技类事物并非孤立民法条文所能覆盖。科技创新活动本身加剧了立法表达难度：科技成果、数据、算法、算力等难以纳入传统立法语言，其内涵外延具有科技性，而立法语言追求确定性、稳定性，要求概念边界相对清晰、规范含义相对可预期。

公司法理论应形塑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立法语言范式，需要法律制度解释财富如何创造，并探索保护创造财富权利的制度配套；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保护每个人创造财富的权利，制度若不能保障创造财富的权利则有问题。新质生产力正在形塑立法语言，立法语言应转向以创新活动为核心，回到商法、公司法基本范畴，如营业权、营利事业、主客观等，以组织性和价值创造、营利性内容解释权利归属确认，解释超越成本本身的价值创造特别是人的主动性、主观性参与创造，并延伸至鼓励社会保护财富创造的制度影响。在制度条文改进上，数据权益不直接称数据权利，即因后者表达可能不够精准；电商平台登记等实践问题也需进一步研究，希望借本次商法年会学习更多内容。

点评人点评：

吴京辉认为七位老师发言精彩，均紧扣商法实践问题，各有侧重，涉及人工智能治理、制度比较、区域规则衔接、合同信赖保护与征信体系完善、科技赋能在实务中的难点等，理论深度和问题意识突出。朱老师题目很新，朱老师提出AI对公司治理的挑战及RoboD＆O问责机制等创新思考，紧扣AI时代上市实践新趋势，为智能化时代问责机制提出前瞻观点，很有启发。于海涌老师以澳门信托法为蓝本，对照我国信托法进行比较研究，可能较为节制。我国信托法短板，根本问题在于所有权制度固有观念不同。王伟老师所讲上市登记是商法基础性制度，没有登记，上市主体无法产生；公示信息披露不完善，解决信用问题就缺乏基础；信用信息、上市登记信息披露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基础性制度；王伟老师总结凝练澳门登记制度特点经验，提出推进内地登记制度完善体系的建议，实践意义强。对于李院长仲裁规则衔接方面的介绍，自己深受启发。徐老师从合同群体性与传统合同个体性、一对一角度区分出发，凝练商事合同纠纷中契约主体信用保护的司法痛点，为合同法司法实践提出新的观察。

李智表示，七位教授和院长均为资深法律人，讨论话题集中在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相关法律问题，具有很强的前沿性。尤其前两位老师的发言：朱义坤老师谈“CEO的AI焦虑”，其从AI赋能到AI主体化认定的思路和选点都很新；当前法律界应对AI发展感到焦虑，上海一些企业法务部可能很快被AI压缩，只保留法务总监并转入合规部门审合同，其他人员则被替代；律所数百人中可能有一半人半年没有收益，法律人面临被AI取代的巨大压力。提出“CEO的AI焦虑”，实际上整个法律界都已对AI非常焦虑，传统所学所教可能很快被取代，法律界需要思考传统法律能做什么、应为AI做什么。传统法学都应向AI靠拢，否则三五年、最多十年将很难存在，不能只讲法言法语，而应紧跟时代需求，法律人也应积极追随时代需求。

沈云樵评论，关于朱老师提出的AI主体化问题，从理论上看AI当然可以主体化，只是立法技术问题，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任何被主体化的AI都不可能承认将AI主体化，这本身是一个悖论。关于于老师介绍的澳门信托法，确有值得内地参考借鉴之处，包括对财产归属的深度认定，即认定其为受托人所有的财产；但澳门信托法将受托人仅限于七类持牌金融机构，不允许自然人担任受托人，属于纯商业信托，将一大块民事信托切割在外，这既是保守的一面，也算澳门特色。关于王伟老师提到的“诱发登记”，是澳门商法史上最有辨识度的制度之一，但后来被废除；商业登记本应必须登记，债权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可向登记部门申请登记，相当于他人代为申请登记，大陆法系许多国家没有此制度，后来澳门商法改革时将其废止；澳门商业登记目前正全面融合，传统登记可能需要走向AI化，这也呼应了朱老师的话题。关于李髻院长，广仲是目前国内五大仲裁机构中最后一个完成司法部指定改革任务的机构，完全实现法人化治理，去年标的额达900多亿元，近1000亿元，是大湾区龙头仲裁机构；广州是千年商都，广交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交易会，已半个多世纪，广仲改革非常接地气，如低空经济出现时即推出低空经济仲裁，数字经济仲裁规则等，均与广州人文经济文化底蕴及大湾区制度优势、经济优势相融合。关于徐英军老师讲的商事合同群，非常有意思且学术化，是具有学术深度的命题，对电商交易规则具有穿透效力。关于吴高臣老师讲的功能主义，其“信用加功能”视角主张不必非要归入某种制度，这一观点非常值得认可，应打破制度藩篱，更多做交叉研究。

刘成墉表示，朱老师提到传统公司制度无法适应AI介入董事与经理人决策的环节，欧盟电子人格尝试失败，这引发其思考：真正棘手的并非主体层面问题，而在于相关责任应如何在数据提供者、模型开发者、系统部署者及最终决策拍板者等不同环节之间分配。与其说AI有无主体资格，不如说责任如何分配；朱老师提到用市场化机制如责任保险分散责任风险，这一点非常认可，但具体如何在不同环节细化分配仍有疑问，请朱老师进一步阐释。尤其在人机混合决策情形下，责任承担方可能不是单一主体，从提供建议、审查到采纳拍板等环节都可能需要承担责任，具体如何安排仍需探讨；问责时是否需要算法审计、强制披露义务等配套机制作为事后判断依据，也值得思考。关于李髻院长提到的规则衔接，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律”是避不开的议题，其个人比较喜欢的观点是各地方规则可以不同，但交易必须推进，不能因规则不同阻碍交易进行；广仲提出仲裁标准2.0是很好的机制，体现沟通协调过程中逐步形成机制互补；大湾区三个法律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优劣之别，而是制度不同，制度不同必须有衔接接口，广仲作为组织在此方面很有发挥空间，期待广州将来发挥更好的示范作用。

侯东德（主持人）总结，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理论进行了颠覆性创新，无论是生产要素、技术、组织方式还是理念都发生颠覆性改变，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仍是以人民为中心，要发挥所有人的创造性去创新。当今世界发生颠覆性改变，法律作为上层建筑，要制定规则促进创新和法治纠偏。信托法修改、信息披露、团体信赖保护、征信措施等，其实都解决信任机制问题；在科技时代、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使用和分析、人工智能使信息获取和了解他人资金状况更为方便，但问题在于数据垄断和平台垄断，使小商户难以获得平等信息，在信任机制方面难以与平台处于同一平台。无论是美团、滴滴，普通老百姓给差评后常被反复电话联系甚至上门交涉，这就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问题，法律不干预不行，无论是征信措施、信息评估还是团体信赖，都需法律干预。